想起長期的我行我素，他的內疚感翻倍。另一場“危機”來自工作，那也是一個唱片滑坡的年代：公司總嫌他的創作不夠“瑯瑯上口”。兼顧不了自己的音樂主張，他因此常常改歌改到失眠，一度想要從窗戶跳下去。“所有的，累積在一起，就像徘徊在黑暗的邊緣。”
小時候的他曾向往有冬天的國家，因為他長在一個赤道附近的國度。“后來才發現，有冬天不見得是個好事。冬天時，你會看到人家都在吃火鍋，情侶都在牽手或抱來抱去，我卻是一個人吃飯，很難過。我通常選擇在家里寫歌或是看電影，看武打片或暴力片，就是不看愛情片，我只能自己牽自己的手。受困頓的四季影響，我總會想到家里，擔心我媽病了要怎么辦？新加坡醫藥費很貴，住院觀察五天大概就要人民幣二萬五。萬一我爸也病了，就更糟糕了。萬一，醫生說要繼續住院呢？要是我不好好寫歌不好好工作，該怎么辦……抑郁癥讓我一直在鉆牛角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