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后，1949年1月27日，農歷臘月二十九，太平輪是年關前最后一班開往臺灣的船。有效船票僅508張，乘客卻擠上了1000多人；加上南北雜貨、各政府機關報表文件、中央銀行重要卷宗、東南日報社整套印刷器材、國民黨黨史資料、往來商賈賬冊??隨著在舟山群島附近白節山海域，與自基隆駛來、滿載木材與煤炭的建元輪相撞，一夕之間長眠海底，僅40余人獲救生還。這份罹難者名單有太多我們熟悉的名字：“山西省主席”邱仰睿一家，“遼寧省主席”徐箴一家，蔣經國留俄同窗好友俞季虞，“總統府機要室主任”毛慶祥之子，“翡翠巨子”永寶齋老板常子春十一位家人和全部家產，袁世凱之孫袁家藝，國立音樂學院院長吳伯超，“瓊崖守備司令部中將司令”王毅，“監察院監察委員”邱仰浚一家，《東南日報》社長陸淑影，《時與潮》雜志總編輯鄧蓮溪，香港已故女首富龔如心之父，美籍華裔“神探”李昌鈺之父李浩民??多為全家蒙難或僅余孤兒寡母，報章雜志均以“世紀大慘案”、“東方泰坦尼克”來形容。
“還好沒坐那班船，我才能坐在這里?！睆埖渫裨谀赣H對老上海和太平輪的回憶中長大。但除了這些片段——擠滿了人飄散著暈吐穢物氣味的船艙、舍不得丟棄的兩只狗、搖晃的船身、未曾謀面的臺灣和晦暗不明的前景，以及整整兩夜無眠——她并不真正了解那一夜在那艘船上發生了什么。海難發生正值時局最為動蕩之際，臺灣島內并未留下許多一手史料，當事人家屬亦視之為好容易結了痂的情感斷裂不愿提及，知悉的人越來越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