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與不說之間

我雖然在當中因陪伴而流淚，但也同時感到欣慰，因為我真實地體會到“知道生命有限”的意義，也真心實意地參與到一段疾病告知的互動過程中。

如何告知臨終病人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他的疾病已沒有治療的可能，向來是棘手的問題。西方世界對于病人自主與知曉的權利充分尊重，的確令人欣羨，這代表病人是自己身體的主人，有權力知道任何施行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醫療行為，更有權力參與討論與做最后決定。

這樣的人權思想來到臺灣之后，引起人們的共鳴。只要去看過病的、住過院的都有類似經驗：被一堆聽都聽不懂的醫學專有名詞搞得混亂，心想就交給醫師吧！因此也不多問了。我還聽過別人告訴我，他曾想再問清楚，卻換來醫師的一句：“問這么多，是不是不信任我？不信任我可以換醫師啊！”嚇得病人不敢再多問一句。

許多人致力于倡導病人的自主意識，也推動著病人有知的權利，因為唯有清楚了解疾病、治療方針，病人才有充分的依據來為自己做決定。

這信念與動機原是好意，但執行的人卻不一定能掌握精神。我發現臨床上變成兩派人馬，各有擁護者。一種是過度積極，另一種則過度消極。過度消極的人，可想而知，就是秉持著傳統思想，認為醫師權威最大，既然是病人的主治大夫，除非他說，否則沒人可以說。所以醫師若認為不需要讓病人知道病情，也不需花時間替病人解釋治療方向，那么，是什么疾病、會如何治療、如何進展便會成為“無頭公案”，無人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