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是詩人，同時也是哲學家。在這部選集里（也包括他全部的詩作），如果愿意，每一首詩都可以看作他“梵我一體”，“有限的自我中寓有無限的絕對精神”，“人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的宗教哲學理想的注腳，而且他的同胞中也有不少人這樣做了。然而，廣大的讀者注意的卻是這些決不脫離生活的宗教頌歌里，以精湛的創(chuàng)作技巧描繪下來的這一段坎坷生活中思想情感的足跡；他對真理（他的神）的執(zhí)著的追求，他為之奮斗的思想被人誤解，嘲笑時的“我獨醒”的寂寞之感，他遭到打擊、侮辱時的以笑當哭，仿佛獲得自由似的歡樂，他為失去親人而產(chǎn)生的深切悲痛……。更吸引讀者并贏得他們的熱愛的是他生活史上這一“收獲季節(jié)”獻出的累累碩果——他的詩歌中表現(xiàn)出的從失敗中爭取勝利，依靠自己的力量赤手空拳建造人間天堂的無限自信，決不“屈從多數(shù)，違心地改變初衷”，迎著風暴揚帆，與時代一同前進的戰(zhàn)斗精神，對帝國主義貪婪、掠奪的譴責和對祖國母親孩子般赤誠的依戀，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火海毒云中仍懷著“殉準者的鮮血，母親的眼淚，妻子的守望，會換來天堂”，人類經(jīng)過血的洗禮會有一個光明的前途的堅定信念。當然，廣大讀者也不會忽略閃耀在詩歌里對被壓迫的卑賤者無限同情的人道主義的火花。

《愛者之貽》和《渡口》主要選自《宗教頌歌》（Dhrman San-git，1917），《白鶴集》、《擺渡集》、《歌之花環(huán)》、《吉檀迦利》（Gitanjali，1910）和《剎那集》（Kshanika，1900）。

正如《采果集》以宗教抒曲詩歌的頂峰《歌之花環(huán)》為主一樣。《愛者之貽》中選得最多的是公認為最優(yōu)美的抒情詩集《剎那集》中的作品。《剎那集》是泰戈爾第一次運用孟加拉口語，為在大自然的懷抱里戀愛著的青年人而寫的詩篇。它歌唱青春，歌唱生活，歌唱愛情的悲哀和歡樂，歌唱在生意盎然的大自然中所產(chǎn)生的幸福感。這些詩，語言特別樸素，韻律特別輕快，感情的流露也特別大膽。然而在歡歌中卻帶有韶華已逝，青春不再（泰戈爾當時已近四十歲）的傷感惆悵的調(diào)子。而在《渡口》中卻更進一步，已是站在從此岸到彼岸，從這一世界到另一世界的渡口，鎮(zhèn)靜地等待死亡的日漸逼近。

泰戈爾的英譯和孟加拉原文出入很大，是他的再創(chuàng)作。在翻譯這幾部詩集時，雖然查對了原文，但是除了一、兩首由于英譯意義不太明確，根據(jù)原文稍做增刪外，其余的基本未加改動。

泰戈爾的英譯早已有人批評是原詩提綱式的縮寫本，是剝?nèi)チ隧嵚伞⒐?jié)奏的血肉，撕下了華美辭藻的衣衫的一副骨架。然而，泰戈爾畢竟是位大詩人，他的摒棄鉛華的“再創(chuàng)作”不僅未失去原作的主旨，還為它增添了另一種清新的魅力。

泰戈爾的英譯詩選，既不注明寫作年代，又不說出選自哪一部詩集。這給只能依靠英譯來欣賞或研究的讀者和研究者帶來很大的困難。這在西方早已引起了批評，我國的讀者和研究者也遇到了同樣的困難。按英譯出版的先后來劃分泰戈爾的創(chuàng)作階段，論述他的思想發(fā)展，不可避免地會導致錯誤的結(jié)論。